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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砚秋在老伴走后的头半年，日子过得像一杯放凉了的白开水，寡淡无味。他每天雷打不动地坐在书房里，对着那副磨得发亮的木棋盘，自己跟自己下棋。左手黑子，右手白子，杀得难解难分，可棋盘外头，连个喘气的声音都没有。窗外的梧桐叶从绿变黄，再从黄变秃，他数着日子，觉得余生大概也就这样了——直到六十五岁的周晓棠出现在他的视线里。 周晓棠在小区门口开了间花店，门脸不大，却热闹得很。她这人有个特点，每天换一条丝巾，红的、绿的、紫的，像只花蝴蝶似的在店门口转悠。兴致来了，还打开手机放一段华尔兹，自己搂着空气跳几步。邻居们背地里撇嘴，说这老太太“老来俏”“不正经”。陈砚秋起初也看不惯，觉得六十多岁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咋咋呼呼的。 可人生就是这样，你越觉得不可能的事，它偏偏就发生了。陈砚秋七十大寿那天，儿女们说好要来，结果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推脱。他一个人散步回来，鬼使神差地停在了花店门口。周晓棠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二话不说，转身进了后头的小厨房，端出一碗卧着荷包蛋的阳春面。那碗面热气腾腾的，葱花翠绿，蛋黄金黄，陈砚秋吃了一口，眼泪差点掉下来——他老伴走了以后，他已经很久没尝出饭菜的滋味了。 打那以后，陈砚秋像变了个人。他跟着周晓棠学插花，笨手笨脚地把花枝剪得长短不齐；他听她的话去染了头发，深棕色的，对着镜子一看，自己都觉得好笑；他还在阳台上养起了月季，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花苞开了没有。邻居们议论纷纷，说陈教授这是“晚节不保”，儿女们也打电话来，话里话外透着不满。陈砚秋却像吃了秤砣铁了心，他说：“我老伴临走前让我学会玩，我花了七个月才琢磨明白——这‘玩’不是混日子，是给自己找点颜色看看。” 他这话说得在理。古人讲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，可如今日子好了，七十岁不过是刚过了半山腰。陈砚秋算过一笔账：他教了四十年书，出版了六本专著，前半辈子都在为别人活。现在退休金够花，身体硬朗，凭什么不能为自己活一回？他跟着周晓棠去云南看茶花，去洛阳赏牡丹，阳台上从三盆花发展到三十多盆。他学油画，第一幅画歪歪扭扭的，周晓棠却把它挂在了花店最显眼的地方。他染头发，穿浅蓝色的衬衫，在社区重阳节晚会上看周晓棠跳《茉莉花》，台下掌声雷动，他坐在人群里，笑得像个孩子。 后来发生的事，说起来有点戏剧性。陈砚秋七十岁生日宴上，儿女们难得聚齐了。酒过三巡，他站起来，清了清嗓子，宣布了三件事：第一，他要和周晓棠结婚；第二，房子要重新装修，客厅改成花房，书房改成画室；第三，他要学油画，要去云南看茶花。饭桌上鸦雀无声，女儿张了张嘴，儿子皱起了眉。陈砚秋端起酒杯，走到周晓棠面前，说：“人这一辈子，前半辈子为别人活，后半辈子该为自己活了。我七十岁了，才学会‘贪色’——贪花的颜色，贪衣服的颜色，贪生活本身的颜色。人越‘贪色’，越活得长久。不是命长，是心长。心活着，人就活着。” 你猜怎么着？七岁的小孙女第一个拍起手来，喊着“爷爷好酷”。掌声稀稀拉拉地响起来，虽然不那么热烈，但陈砚秋不在乎。那天晚上，他站在阳台上，月季开得正好，月光像一层薄纱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红丝巾——他挑了好久——递给周晓棠。她接过去系在脖子上，问：“好看吗？”他说：“好看，真好看。”两个人的手轻轻握在一起，都布满了皱纹，却温暖有力。 三年后，陈砚秋的油画在社区文化中心办了场小型画展，名字就叫《贪色》。展厅最里头挂着一幅最大的画，画上是个女人的背影，站在花丛中，围着一条红丝巾。画的名字叫《晓棠》。开展那天，周晓棠站在画前看了很久，然后转过身问：“陈砚秋，你说人越贪色越活得长久，那你贪的是什么色？”他走过去，握住她的手，说：“花的色，衣服的色，生活的色，还有你眼睛里的色。” 你看，这世上的事就是这么怪。有人七十岁就死了，有人七十岁才开始活。陈砚秋和周晓棠的日子还长着呢——花在开，月在亮，风在吹。他们才刚刚学会，怎么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你说，人这一辈子，到底图个啥？不就是图个心里头热乎、眼里头有光吗？管他七十岁还是十七岁，心要是活着，人就永远年轻。 特别
